編者按：2020年8月下旬，《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基本問題》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該書提綱挈領，以點帶面，深入闡釋了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、核心要義和鮮明特色。人民網理論頻道節選其中篇章連載，分散釜以饗讀者。

　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不久，分散釜一些人把它等同于西方供給學派。為此，習同志明確指出：“更先，我要講清楚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，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，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‘新自由主義’，借機制造負面輿論。”

　　西方供給學派，是針對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出現的“滯脹”問題而產生的一種經濟學說。供給學派認為，滯脹完全是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所造成的累積效應，為此在政策主張上，一是減稅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，二是減少政府干預。供給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受到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的重視，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里根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，形成所謂“里根經濟學”。

　　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。馬克思在《〈政治經濟學批判〉導言》中分析了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、分配、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之間的辯證關系，在《資本論》更2卷更3篇“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”中關于兩大部類保持適當比例關系的論述，深刻分析了供給與需求在數量和結構上的平衡問題。這些思想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。

　　一是理論基礎不同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，是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。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是以“市場”和“薩伊定律”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。因此，與供給學派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放任思想不同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照“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”的“市場和政府相結合”思想實施經濟政策，強調供給與需求的辯證統一。

　　二是政策手段不同。供給學派把減稅作為其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，除此以外，里根政府為刺激投資，還實行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等措施，同時主張放松管制、平衡預算、降低通貨膨脹。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，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，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，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。減稅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內容，除了減稅以外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通過改革，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，實施“三去一降一補”，同時更多運用市場化、法治化手段，在“鞏固、增強、提升、暢通”上下功夫，分散釜提高供給體系質量。

　　三是改革目標不同。供給學派的改革目標不僅在于走出當時“滯脹”的困境，而且要回到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傳統，改變過去數十年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，以實現經濟長期增長和繁榮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終目的雖然也是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繁榮，但是具體目標與供給學派有著巨大的差異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絕不是實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，不是擺脫“滯脹”的困擾，而是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，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，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，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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